首席数据官人员能力验证测验,作为一种标准化的评估方式,旨在通过统一的考试大纲、命题和组织形式来确保考试的公平性和权威性。
这项制度规定了每年固定的时间点进行考试,分别定于每年的3月、6月、9月和12月的第四个周末。
这样的安排不仅方便考生们合理规划复习时间,还能保证考试的周期性和规律性,使所有参与考试的人员都能在相同的条件下展示自己的能力和知识水平。
考试的具体实施细节也非常明确,每次考试的时长被设定为120分钟,这个时间长度既能够充分测试考生的专业知识掌握情况,又避免了过长考试带来的疲劳感,从而保证了考试结果的准确性和公正性。
这种严格的时间控制,要求考生不仅要有扎实的专业知识,还需要有良好的时间管理能力,以确保在有限的时间内完成所有题目的解答。
此外,统一组织的考试制度还意味着从试题的准备到考场的监督,每一个环节都按照统一的标准执行,这极大地减少了人为因素对考试结果的影响,使得每一次的成绩都具有可比性和权威性,这对于提升整个行业的专业水平和促进公平竞争具有重要的意义。
什么是“企业首席数据官”?
企业首席数据官(Chief Data Officer,以下简称“CDO”),CDO的定义如下:
Chief,首席,表示首席数据官要有卓越的领导力,制定数据战略目标,组建并带领团队从混沌走向光明。
Data,数据,这是首席数据官要和CIO,CTO区别的主要方面,要熟练掌握数据管理知识体系,注意是数据,不是信息技术。
Officer,官员,也是经理,要具有良好的管人理事能力,以及和业务看齐,服务于组织业务战略的觉悟。
企业首席数据官是源于数字化转型需要而产生的一个新型管理者。企业CDO是有效管理和运用企业数据资产、充分挖掘数据价值、驱动业务创新和业务转型变革的企业负责人。企业CDO具备宽广视野和战略眼光,熟悉企业的各项业务流程,具有业务数据价值洞察力,要及时掌握各类数字化技术发展动态,能够围绕企业信息系统产生的大规模数据资源进行数字化运营,通过数据支撑引领业务创新和商业模式创新,提升内外部客户的满意度和应用体验,帮助企业降本增效创新增长。
“企业首席数据官”的发展
首席数据官这一职务最早出现在20世纪90年代,但当时只有一些国家的少数大型企业中设置这个岗位,有据可查的是雅虎公司在2004年任命了CDO职务,负责雅虎整体数据战略,构建其数据政策和系统,以及管理公司数据分析和数据处理的基础设施。
2010年以后,随着大数据时代的到来,越来越多的企业开始认识到整合数据管理的重要性,首席数据官的职务数量开始在大量增长,如2012年7月,阿里巴巴在集团管理层首次设立了中国企业界第一位首席数据官。据了解,目前在世界500强的企业中,大部分设立了首席数据官的职务。
目前,首席数据官在我国虽然还是一个新兴的岗位,但是我们欣喜地看到,对数据的重视已经上升到国家战略层面,我国一些行业主管部门和地方政府也深刻认识到了首席数据官在数字化转型过程中的重要作用,如:
(1)2018年5月23日 银保监发〔2018〕22号《银行业金融机构数据治理指引》,明确鼓励银行业金融机构开展制度性探索,结合实际情况设置首席数据官;
(2)工信部发布《“十四五”大数据产业发展规划》的保障措施中提到:推广首席数据官制度,强化数据驱动的战略导向,建立基于大数据决策的新机制,运用数据加快组织变革和管理变革;
(3)2021年4月23日,广东省政府办公厅印发《广东省首席数据官制度试点工作方案》,以推动建立首席数据官制度,并在全国率先启动首席数据官制度试点。江苏、上海、浙江、山东等省市相继发布了类似文件。
目前,我国各省在打造建设的首席数据官制度,最关注的工作目标与主要内容应该是哪些?
从数据生产和消费的全生命周期来看,各省CDO的工作重点大致会涵盖以下几部分内容:(1)数据战略与规划(2)数据标准与规范制订(3)数据资源整合与治理(4)数据开放与共享(5)数据安全与风险管理。
不过由于各级经济发展和信息化建设水平上的差异,在具体工作中会有不同的侧重点。比如,对于前期已初步完成数据资源整合、尝试过公共数据开发利用试点的省市,对CDO更强调通过进一步的数据开放与共享,促进政府数据与社会数据融合,对智慧城市和数字政府提供深层次赋能,体现数据要素的生产力价值。而对于其他省市,CDO可能首先面临解决政府单位在数据采集、汇聚和使用上“各自为政”的问题,消除政府内部“数据孤岛”,实现数据在公共服务与城市治理层面的有效应用。
我们从成都、广东、北京、海南四个较具代表性的城市来看。其中,北京属于行业级公共数据授权运营模式。通过成立金融公共数据专区,授权具有公益性、公信力、技术能力和金融资源优势的市属国有企业对专区及金融公共数据进行运营;广东采用了数据资产凭证模式。推出全国第一张“公共数据资产凭证”,以政府背书的模式将企业的用电数据明细或均值,最终以数据查询产品形式,用于银行的企业侧信贷;成都是集中授权模式。将数据运营权集中授权给国资控股的市大数据集团,通过“数据安全协议”和“三方协议”来规范数据的接入和使用场景中的各方权责和安全合规边界。海南采取了数据产品超市模式。以公共数据产品超市的方式承担数据资产化和授权运营职能。其本质是公共数据产品交易市场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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