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12日，云上贵州大数据集团掌舵人徐昊应声落马，成为贵州大数据反腐风暴中最新倒下的关键人物。从2024年5月李刚被查，到马宁宇、景亚萍、徐昊接连倒下，直至国家信息中心于施洋7月折戟——一场针对大数据权力核心的“系统性清淤”正强力推进，风暴眼正锁定数据资源分配与监管的核心环节。
风暴背后，是腐败的病灶在数据产业链条关键节点悄然滋长。项目审批首当其冲：从景亚萍“在项目审批中谋利”，到杨云勇“在项目承接、款项拨付中收受巨额财物”，手握审批大权者轻易将公共资源变为个人“摇钱树”。数据运营领域更藏玄机：从某地卫健官员在茶馆售卖系统密钥助208人非法获取行医资格，到不法分子利用泄露的校园数据实施诈骗——当数据监管缺位，密钥便化作权钱交易的通行证。而监管失职本身就是一种腐败，审计报告揭露的政务数据目录混乱与数据安全漏洞，助长了利用政务数据违规牟利的“新苗头”。如倪光南院士所指，监管部门“不作为”或“慢作为”，实为关乎公共安全与国家利益的“严肃腐败问题”。
腐败根源，深植于数据权力过度集中的体制隐疾。大数据平台负责人向华一针见血：当前管理呈现危险的“三权集中”——数据采集审批权、资产处置权、项目发包权高度集中于少数岗位。数据如新时代石油，其价值评估、交易审查、特许经营等关键决策权若缺乏制衡，无异于将财富钥匙交予不受监督之手。
管住数据，根本在于管住执掌钥匙的“人”。革新监管架构势在必行。新加坡政府数据办公室（GDO）将政策、运营、监管职能分离的模式值得镜鉴；深圳试点的“数据合规官”制度尝试以专业人才为桥梁，实现技术与制度的协同治理。强化权力约束同样关键：需打破数据壁垒与利益藩篱，建立关键岗位轮岗与跨部门交流机制；同时对“三权集中”岗位实施更严密的权力清单与监督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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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革命重塑了时代，但若约束权力的制度未能同步进化，风暴便不会停息。唯有以更透明的规则管住关键之人，以更科学的机制分解过度集中的权力，方能为奔涌的数据洪流修筑起坚固堤坝——让技术进步真正成为社会福祉的源泉，而非腐败滋生的温床。管住“人”，方能真正驾驭数据之力，而非被其反噬。
